郭 艳

　　戊戌新年第一天去国博，人流在安检处汹涌如潮，在过年的好心情中，人群却显出摩肩接踵的从容。中国人新年逛博物馆的风尚更有祖孙同堂的景致。近期和孩子一起读苏叔阳先生《中国读本》（海豚出版社，2011年版），进入博物馆之后，直奔“古代中国”，也算是旧历新年发思古之幽情。馆藏文物果然博大精深，从晚期智人穿越到唐昭陵六骏，就已过大半日。印象深刻者颇多，如商王帝乙（或帝辛）时期刻“干支表”的牛骨，以第四重考据向今人证明三千多年前古人确乎理性聪慧，干支纪日纪年在时光中延展至今，戊戌新年的命名更有了清晰的文物佐证。站在那块牛骨前，手机拍下图片的时候，有片刻四维空间异形的恍惚：人的理性从远古一路走来，发现了多少，又丢失了多少……

　　年假中依然读刊，《艾约堡秘史》（张炜，载《当代》2018,1）有以文人之情品读俗世人心的逸兴。文本行进在貌似通俗的情境中，大款、女管家、秘密别墅和霸道总裁等等，这些人物演绎着不算新鲜的资本、物质、商战的系列场景。然而小说家者言，更多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心思。文中着力处在于刻画物质前行中人的处境，现代性进步中人性失落的挣扎、人生沉沦的迷惘、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背弃。小说所言主旨关乎文明发展中恶的推动力，以及这种充斥着争夺、暴力、血腥推动力的历史合法性。在义正词严的“发展”中，文人心性更多关心“进步”过程中，人对于传统、情感和古老文化的疏离、冷漠乃至背叛。小说对于海边村落的自然景观和民间风俗有着深深的眷念，同时又带着揶揄和嘲讽的笔触，摹写了开发者的居心叵测和道貌岸然。

　　作为文明标志的文字和文字的载体书籍，历经多次文明更迭，从贵族精英独占文字的解释权至普罗大众识文断字，一路开拓蒙昧，增长人类智识。然而作为人精神性活动的阅读日渐丧失其内视和反思功能，而趋于简单的实用性、娱乐性和消费性。当下很多书何其粗糙而浅陋，心脑并置的好书真如凤毛麟角。小说中淳于宝册装帧精美的皇皇巨著带着欣欣然的得意和铜臭气息，登堂入室，装点财富的门面。而学者的真知灼见却仅仅是装帧简陋的几册小书，束之小屋。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日益物质化且作为物质的附庸存在，附庸风雅到良莠不分恰是对这类行径贴切的比喻。淳于宝册在拥有巨额财富之后，窥见物质之易朽。他却依然带着悍然的挑衅和一如既往的贪欲面对人性的善良与真实。作为成功者的淳于宝册，一方面顺应物质时代上位前行，一方面时时回溯往昔历史，向往着真正的“情种”、“阅读”和“写作”。小说也因此在这个维度上从当下社会的通俗生活史走向人性在当下的精神痛史。小说描写人性之隐秘不在于叙写欲望沉沦的幽暗和无底线，而恰恰是摹写人性陷入饕餮欲望之际的回望与呼号。文本对于“阅读”、“写作”和“情种”的复调式叙述，是文学对于人性沉沦的内省与抗争。

　　《红楼梦》中有诗：开辟鸿蒙，谁为情种。“情种”之于爱情、际遇、人生乃至人性而言，是一种秉持本心的爱好和专注。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千夫所指却俯首孺子牛，更有究天人之际、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的明心见性。想起甲骨文的发现史，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自己购买的中药龙骨上刻满了符号，由此“甲骨文”得见天日。由殷商文字的发现而推动中华文明史的论证向前推进——“文字”是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精神性的划痕和印迹。然而在“情种”日渐消失的年代，文字也更多实用的工具性。作为工具的文字、阅读和人，无疑在物化的单向度生存中进入了令人担忧的悲惨境地。张炜以他一贯的野地田园精神消解商业化和物质主义的暴虐，通过小说中关键性的意象将世俗生活与文学意境打通，让“书”、“情种”和“写作”成为人物自我发现、反省和救赎的方式，在文本的写实性中灌注了作家对于“人”本质真实的思考与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