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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领跑近期新片票房排行,再度证明现实题材电影重要地位之余,也引发对相关话题的深度思考——

她触摸到了现代性却无法负担现代性的代价

来源:文汇报
2021-04-15 13:05

  原标题:《我的姐姐》领跑近期新片票房排行,再度证明现实题材电影重要地位之余,也引发对相关话题的深度思考——(引题)

  她触摸到了现代性却无法负担现代性的代价(主题)  

  张怡微

  近日《我的姐姐》领跑票房排行榜,打破档期观影纪录,如同《送你一朵小红花》《你好,李焕英》一样,再度证明了现实题材电影的重要地位。母爱与亲情是人类永久的需要,也是艺术创作永恒的主题,这样紧贴日常生活与人生选择的现实题材,在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的同时,也搅动着我们在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纠结与争议。

  父母意外车祸双亡,给姐姐留下了一个年龄相差近20岁的弟弟。要不要承担起抚养这个弟弟的责任?《我的姐姐》将如此沉痛的问题猝不及防地抛给了姐姐,也犀利地抛给了观众。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会被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加以审视和检阅。电影为我们讲述的人生故事,情感经历,并不是为了提供标准答案,而是让我们开始对人生选择、内心渴望、人性明暗的思索。

  电影《我的姐姐》开篇就为观影讨论开辟了话题的分类,失魂落魄的女主人公安然在接受警察的盘问,警察说,车祸去世的那对夫妇手机里只有和儿子在一起的照片,没有和女儿在一起的照片,但是事发前却打过十几个电话给安然,她没有接,这直接造成了安然心中的愧疚。其实用这两件矛盾的事件放在故事开头作为铺垫,创作者似乎要先发制人地告诉我们父母的偏心,一直到死都要让女儿背着不孝的包袱,而不是诚心诚意地问,父母这样做或那样做算不算偏心。

  总的看来这是一部抒情电影,并没有认真讨论伦理话题的雄心。它的抒情方式也很怀旧,非常像上世纪的热门电视剧如《星星知我心》《妈妈,再爱我一次》等等。《星星知我心》的故事结构与《我的姐姐》也是很类似的,父亲车祸丧生,母亲又得了癌症,几个孩子何去何从,实在牵动观众的同情心。而《妈妈,再爱我一次》,同样是母子连心,作为“香火”的幼童不愿接受和母亲分离,屡次从富贵的家庭中逃出,试图回到母亲身边。更有著名沪剧演员陈瑜主演的沪剧电视连续剧《明月照母心》,讲一个老师怎么被一次又一次托孤,最后要送走这些她本来不负有抚养义务的孩子们,又是何等的锥心。《我的姐姐》里,弟弟安子恒也总是在姐姐最想丢掉他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姐姐”,好像一种通关咒语。

  我们若用现代心理学来看待这些故事,这些孩子都有严重的“依恋焦虑”。我们诞生于世的过程,本就是要学习“分离”,先与母亲的子宫分离,再学与母亲的乳房分离,最后,终要与母亲分离。每一次分离,既是危机,也是成长的契机。这就类似于,古代西方男孩的成人仪式,须要独自参与一场战争,其本质,也是要训练他们离开母亲,变得强大。女孩子的成长则要模糊得多,好像是讨论到“结婚”为止,结婚以后的感受就不太重要了。最近又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是因为许多女孩子在婚姻里不快乐。

  以前我们不太深究这些问题。但快不快乐并不是人生的主旨,追求生命的意义才是。“姐姐”安然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呢?一开始是逃离这个对她不公的家庭,后来是逃离那个对她有结婚生子要求的家庭,她拿来与生活抗争的工具是“考研”,是去“北京”,但是考研以后呢?去北京以后呢?这只是一个选择,并没有任何承诺或者假定考上了研究生,生活就能步入理想的轨道。即使没有弟弟的问题,她的人生方案,依然是禁不起考验的。

  不过,这也是我认同《我的姐姐》的部分。至少电影很正面地给安然出了考卷,她好像只是终于争取到了一次充分表达自己感受的机会,却没有彻底完成“艰难的抉择”,作为女孩成人的仪式。她的自我觉醒来自于“一胎”的终结,父母为了生一个弟弟造假她残疾,还因为她暴露了健康的特征而揍她。这当然是不对的,而且从影像的表现来看,母亲是护着她的,这一切都是父亲的意志。父亲打她却不打弟弟,弟弟却只找妈妈不找爸爸,可见弟弟的依恋还是倾向于母亲的。他们姐弟只在父母墓前有过一次有趣的对话,弟弟说,“我们好像有的不是同一个爸爸”。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戏剧话题。

  日本电影《帮老爸拍张照》,拍过类似的情节。一对亲生姐妹在母亲的要求下去探望即将去世的父亲,父亲早年抛弃了他们。小姐妹对父亲的记忆稀薄,虽然内心勉强,但还是去了,到了父亲居住的乡下,却发现父亲已经去世,没想到还遇到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在与弟弟的交往中,他们发现了爸爸的另一面。这个在她们心中堪称无情无义的人,在弟弟心里却是个很好的人。三个孩子有商有量,嘀嘀咕咕说,“原来爸爸是这样的人啊”。直至参加葬礼时,女孩给爸爸捡骨,对爸爸说,“爸爸,我不恨你,也不感谢你。”因为没有看到爸爸本人,她们只能给爸爸的骨头拍了张照。电影传递出了一种奇妙的东西,不是是非,也不是性别的问题,而是人的复杂性与生命的短暂。

  《我的姐姐》在故事的流畅性上表现尚佳,在深刻性方面就弱得多了。父母过世之后,本已不存在两个孩子争夺父母之爱的问题,而演变为安然软弱的男朋友和乖巧弟弟之间的博弈。这两个男性都没有完成精神独立,总想依附于强大的母性能量。他们在争夺安然抽象的母爱,他们都在找一个新的妈。安然虽然对自己有高度理性的要求,却没有实践理性的能力。这当然是很遗憾的,遗憾的是她错过了又一次成长的机会。她没有在危机中抓住使自己变得强大的机遇,她表现得那么摇摆、感性,又诉求不明。其实我们放弃一个人是容易的,当一个没有利益共同体的人显然比较自在一点,但成长的本质就是变得复杂,是承担复杂,不断在复杂的生活变局中调整出新的方案,并加以执行。

  姑姑的故事,是典型的女性受害故事。姑姑的出生年代没有给她更好的选择。她生活的样子,像我们在生活中见过的很多女人,她们吃苦耐劳、压抑自己的感受、放弃自己的成长性,换来的是社会的广泛认同。她们没有不劳而获,十分值得尊重,社会对她们也没有与众不同的要求。社会对安然其实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要求,是她自己看似渴望着不同。“与众不同”是有成本和代价的,这个代价可能就是要放弃所有人对她的喜欢,放弃感性。许多人不喜欢《我的姐姐》的结尾,是因为他们发现安然绕了一大圈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她辜负了在影片开始对她有期待的人。她好像触及到了现代性,又无法完全负担现代性的代价。

  对年轻女性而言,现实困顿下幻想的飞驰与逃避现实苦闷的渴望是永恒的话题,于是基于童年或原生家庭创伤背景之下的《过春天》的情欲探索,《狗十三》的咀嚼受苦,《春潮》的遁入怀疑,成为女性电影的抒情方式。而男性不管他出身如何、受教育程度如何,创作者和观众的一般审美都指向两个基本话题:“我什么时候发达”“我什么时候发财”。这是很有意思的映照。至少从女观众的角度出发,我更想看到的其实是怎么走出困境,而不是如何情感丰富地在雨天、在墓前、在失恋时一遍又一遍地原地绕圈。自我怜悯所产生的愉悦是有毒的,尽管她能表现得很温柔、很善良、很包容,就像“姑姑们”一样。

  正因如此,《我的姐姐》是一部温和的言情片。它虽然触碰到了一些社会话题,但它自己都没有雄心,也不必太苛求它的完善。在电影院里,有许多女观众都在哭。可能是有些细节,让她们看到了自己经历过的事,经历过的委屈和不忍心。作家王定国写过一篇散文《姐姐》,文中他写道:“那时我还有一个姐姐”,可见姐姐已经不在人世。小时候,他剽窃了姐姐的一篇作文,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后来姐姐所有的东西都烧掉了,家也搬迁了,姐姐在作文里把小镇写活了,她自己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妈妈“有时忘了擦掉泪水”,她在哭什么?王定国写道:“我本来就不想忘记,所以一直不敢悲伤”。为什么呢?似乎每一句都语焉不详。

  这是非常典型的审美化的“中国姐姐”形象,她是那么模糊、美好、微小又温暖,夹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孤寂,是被损害的、无声的。张楚的《姐姐》出现在电影结尾,使得抒情抵达电影高潮。“姐姐,带我回家,牵着我的手,你不用害怕”,这里当然也有一点“呐喊”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和《你好,李焕英》一样,我们的票房主力们在历时当下的集体无意识,大概就是再看一看“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吧。

  (作者为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

责任编辑: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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