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宋祝勤生于1915年3月1日，于2015年3月10日阖然长逝，人生整整百年，可谓长寿了。在父亲的那一辈人中，枪林弹雨能够侥幸；吃糠咽菜能够幸存；蒙冤受屈、肉体与精神承受双重酷刑而能坚持生命的尊严；及近暮年，先有心脏病围追堵截，后有癌症风刀霜剑咄咄相逼，如此绝境却能奇迹般地进行了生命突围并直至百岁，这笃笃定定是长寿的了。

　　记得父亲95岁那年，有一个周末，我去看他，他的房门紧闭。我喊他，他在屋里高声回答：“别吵，我跟小窦写书呢！”小窦是谁？我推门探进头去，看见他们两个人确实在写书。父亲口述，患了青光眼的他已经基本失明；另一个正在伏案记录。这另一个就是被称为“小窦”的人了，却是位80岁的老者。“小窦”叫窦连英，天津解放初期与父亲一起工作，那时才二十郎当，故为“小窦”，在父亲口中，他这一“小”就小了六十多年。就是这个奇妙的耄耋搭配，帮助父亲完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两本书：《武南抗战史记简续》《晋冀鲁豫边区首府冶陶镇》。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日，年仅34岁、意气风发的父亲，拎着一只德国造小平面手枪，背着新生人民政权的大印，带领天津市政府先遣队第一个进入戈登堂，接管了国民党市政府。此后43年间，他一直在市政府和市直机关领导岗位上供职并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主持起草过市政府向第一至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一至九届（七、八届除外）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任市政府发言人，代表市政府向新闻界发布施政新闻并解答社会关切。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离休以后专心著书，20年间，陆续出版了《从政文录》（上下卷）《太行烽火纪事》和《从政文录续卷》《武南抗战史记》。由于父亲参加了不少市政府的重要领导活动和决策工作，他的书以原生态的方式记录了新天津前进的脚步，其中大量深入的社会调查、大量真实的数据，已经成为天津城市史宝贵的史料。

　　打开父亲的书，犹如重温父亲的生命历程。

　　细节往往最能扣人心弦。

　　满眼细节。

　　那把德国造平面手枪，是父亲抗日打鬼子时缴获的，当他提着它第一个进入戈登堂时，已是午夜时分。大楼里漆黑一片，空无一人，父亲感觉它“沉寂得像大战之后的沙场”，连他短促的发令都会在悠长的楼道尽头引起回响。他们在楼道里席地而眠。父亲身上穿的棉衣，“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做的了，只记得在解放石家庄时拆补过，已经在战火中几经沾满泥污，袜子也是土布做的”。就这样席地而眠。大楼里，有豪华的办公室，有宽大的皮沙发，而他们，就这样席地而眠，就这样等待着一个属于人民的黎明。

　　天津是第一座解放的特大城市。从陕北的山沟沟、河北的高粱地里走来的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管理好、建设好特大城市呢？

　　天津解放一周之后，新生的政权就邀请六十多位工人代表召开座谈会。黄克诚、黄敬主持，父亲是参加人之一。当时处于战后状态，为防止国民党特务和散兵游勇的骚扰，会场四周由军管会布置了严密的警卫。六十多个工人都是在解放天津战役中护厂队的领导和积极分子，大家就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抵制奸商粮煤投机倒把、救济灾民等问题畅所欲言。工人们谈得很具体，问题解决也都落到实处。棉纺六厂变电站被炮弹击中不能生产，工人失去生活来源。黄敬市长立即安排救济，七八天之后，该厂军代表即带领技术人员来厂与工人一起抢修，半个月后恢复了生产。有个老工人家住西营门外，没有公共汽车，上班步行两个小时，下班还要步行两个小时。市领导当即接受意见，会后部署了工人新村的建设。先建成了中山门工人新村，随后又在唐家口、王串场、吴家窑、丁字沽、西南楼，共建了7处工人新村，并开通了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

　　黄敬市长在座谈会开始时说，国民党反动派从1927年把我们共产党人逼入农村，逼到地下，我们长期不能与大城市工人兄弟公开见面。今天天津解放了，我们回到大城市，回到工人阶级的家里，与工人同志们一起，共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新天津。他还说，今天这个会，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安排的，会后还要立即向毛主席汇报开会情况。

　　这天是1月22日，此时党中央尚在西柏坡。天津召开的第一个工人代表会，天津的工人们想什么、说什么，即将进入北平的党中央在倾听……

　　天津解放之初，房产租赁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大问题。租房的，有人盼望能像农村土改那样将住房分为己有，有人幻想搬进豪华的洋房，还有人不再缴纳房租；房主们顾虑重重，有的怕被扫地出门，有的不收房租也不修房了，还有的干脆躲藏起来。新生的政权立即意识到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不仅关乎各个阶层、千家万户的利益，也影响到已经解放和尚待解放的城市，于是，市政府决定首先开展对这一问题的政策研究。

　　父亲接受任务时，既没有实际经验，也缺乏可以借鉴的成熟做法。他带领着研究小组深入到街道、里巷，座谈访问，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档案材料，基本上摸清了天津私产房屋占有和租赁关系现状。同时，他组织大家读书，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认识到房屋租赁关系是一种商品买卖关系，不存在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不论房租多少，还始终是已经存在的先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转让。于此，研究小组拿出了私产房屋租赁的天津解决方案。1951年3月6日，经由天津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市政府颁布了《天津市私人房屋租赁暂行条例》。条例细致到规定了租金的计算方式，还附有三个附件：《关于建筑房屋等级、耐用年限、计租房价、平均折旧金一览表》《房屋新旧程度计价标准表》《私人房屋租赁租约式样》。这是特大城市最早就房屋租赁制定的法律文本，条例与附件如此具有操作性，即便是在今天，也不能不令人惊叹。

　　提着德国造平面手枪去接管国民党市政府的父亲，睡在戈登堂水磨石地板上等待那个属于人民的黎明的父亲，就这样与他那一代共产党人一起，开始了管理特大城市的新征程。

　　1949年年末到1950年年初的几个月里，父亲带领一个工作组，深入到黄家花园耀华里、松寿里等里巷，就城市管理怎样才能落实到基层进行试点。当时的初步设想是，城市的居民组织与解放区的农救会、妇救会相似，由居民自愿参加，主任、委员都是尽义务，这就是居民委员会最初的“思想雏形”。让父亲惊喜的是，解放后的妇女热情很高，积极参加，先以十几户为一个居民小组，选举出居民代表；由居民代表会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委员7至9人；再由居民委员会选举产生主任1人、副主任2人。居民委员会内设有：治安、调解、文教、卫生、公益救济、妇女等工作组。试点建立的居民委员会，给居民办了大量有益的实事。总结试点经验，父亲起草了《天津市各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办法》，正式提出居民委员会为居民自治组织，明确了组织原则和办法。1950年7月21日，市政府颁发的《天津市各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办法》正式实施。建立居民委员会实施城市的基层管理，这在全国是首创。

　　父亲被誉为天津环保事业的奠基人。1975年3月，刚刚从“牛棚”出来的父亲受命主持天津市环境保护办公室的工作，当时称之为“试工”。办公室借用了三间半屋子，几张办公桌大家挤着合用，却要面对严重的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父亲首先抓环保队伍的建设。在他主持下，先后组建了环保科学研究所（后改为环科院）、环境保护监测站（后改为环境监测中心）和各区、县环保办（环保局）。父亲像当年抗日打鬼子时那样，和他的同事们确定了七句话的主攻方向：围歼一大害──烟尘污染，保护两条河──海河、蓟运河，利用三大堆──钢渣、碱渣、铬渣，改造七个行业──电镀、染化、造纸、皮革、印染、农药、食品，治理十种毒物──汞、酚、氰、砷、铬、镉、氯、氟、硫、苯，防治四大企业新污染──化学纤维厂、石油化工总厂、化肥厂和大港发电厂，控制渤海的污染。工作千头万绪，突发事件频仍。记得那几年父亲特别忙，以至于家庭会话中都充斥着七句话中那些陌生的词汇，“三四苯并吡”是致癌毒物这个知识，我就是在那个时期知晓的；而我家的饭桌也在那个时期充满了期待，期待着银鱼紫蟹重返蓟运河。

　　1974年春天，汉沽农民引用蓟运河水浇灌麦田，麦子不仅迟迟不返青，而且大片大片地枯萎，原来是天津化工厂次氯酸钠污染了蓟运河，致使4.7万亩小麦受害，2.8万亩颗粒无收，成为当时震惊全国的污染事件。父亲对此事倾注全力，果断决策，采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形式，组织了中科院和天津市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几百位专家、学者进行了“多兵种的科研大会战”，攻关、论证，查找原因，实施治理。1976年唐山大地震，宁河、汉沽地下供水管道大多断裂，水成了蓟运河畔上百万人民的命根子。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化验，蓟运河水质完全适于农田灌溉，有些地区，河水还成了灾民的救命水。这场大会战进行了八年，其间父亲调离环保岗位，但当他得知蓟运河污染的治理终于完成时，他喝了酒。酒宴摆在我家的餐桌上。父亲没有喝酒的习惯，但他珍藏着两瓶茅台，一瓶留着儿子娶媳妇，另一瓶，他为蓟运河开启。

　　父亲进入戈登堂时拎着的那把德国造平面手枪，我至今记忆深刻。其实童年的记忆很模糊。我不曾记得父亲教我说童谣，也不曾记得父亲会抱我在他膝上讲童话故事。充斥我脑海的，永远是深夜里父亲伏案工作的背影，但我记住了那把手枪。有一天父亲下班早了，他握着手枪躲在门后，当我们进门时，他突然冲出来大叫：“不许动！”我们先是大惊后是大喜，尖叫着“猴”到他身上，男孩子夺枪，女孩子搂脖颈，充分享受这难得的与父亲嬉戏的时刻。这把枪，后来在“文革”初期被父亲上交。有关部门似乎预感到即将到来的十年动乱以及动乱中高级干部的佩枪将是多么的危险。这个细节在父亲的书里没有提及，它却是我打开父亲著述的钥匙。

　　百岁父亲人生的最后二十年致力于著书。他思维敏捷，遣词造句一丝不苟。他翻阅大量史料，进行逻辑梳理和理论上的提炼升华。正是由于这持之以恒的勤奋，才使他得以长寿，让他的生命在字里行间得到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