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以背诵“国学”典籍的“读经”事业早两年好像有过繁盛的样子，虽然涉足者并不多。新近有消息说这个行当有点落寞了，真假难辨，一些曾经颂扬过其意义的人物或媒体，转瞬之间将手里的鲜花换成了砖头，振振有词地宣讲起新的布道辞来。

　　这有些无趣，但也很有意思：大约只有在城市中才会出现如此的情形——待在善变的城市里难得不变。

　　旧时的乡村是“熟人社会”——每个人都知道某家后院的烂事儿，颠三倒四的言词只能是自取其辱，比起说什么来，怎么做才是话语权的标准。城市就不同了，随着乡土主体渐失，城市的社区也变得陌生起来，别说不同的楼宇之间，人们很可能连邻家人口的性别都不易明了，城市的公共生活变得冷寂淡漠，人也任性起来，话语、行为不期然地就冲破了人们习惯的、也许是农耕文化下作为规范的道德边界。

　　从前文化人不会局限在某个饲养圈里，城里有，乡下也有，现在乡下基本上没有。严格来说，价值理念的构建是文化人的杰作，不曾想文人扎堆的城市反而不太适应被自己构建起来的文明了。

　　就说“读经”吧，就是这种心理背景下的产物。说人心不古、礼仪崩坏，于是有“读经”，为的是道义（道德？道统？）回归。按照美好的说法，传统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才是恰当的，于是，那些引领城市潮流的有识阶层才返身书本寻找答案。

　　“国学”经典的背诵与领悟，彻底改变了被教育者的心性和行迹。这是“读经”鼎盛时的说法，但在都市，人们实际上很难找到对应的范本。而关于乡村的故事貌似有所证明，比如山东，据说在不少村落，儒学典籍文字对妇孺老幼的雕琢效果彰显，不仅是道德，人际关系也为之大变。

　　诸如此类的说法是否真如所言有立竿见影的功效？让人疑惑的是，我们的人文话语从来没有非道德的说辞，反倒是道德的说教经年不绝，何以“读经”就有如此功效呢？

　　另一个费解的现象同样很有意味。那个著名的《论语》宣传家能从电视匣子里招揽到名声，说明“国学”之礼深植民心，何以内心深处的东西效果不显，“三字经”背诵就有卓越功效呢？

　　当然，我们不是要说文本的意义是不是能够取代环境、行为以及行为集合的影响，两者之间本来就是互为因果的，故而嚷嚷“读经”能够怎么样显然期许过高了。如果“落寞”的说法是成立的，应该说才更符合情理。

　　城市是疏离的，那些维系城市秩序的契约是冷漠的，还有就是孔二先生代表文化人表述的，像劳心者劳力者之类，面对这些，是否能从农耕的遗迹中找到价值参照还真是难说。

　　更现实的是，在大都市，道德、价值与货币错综复杂地勾连一体，用现在的话说，消费主义不仅忽视、根除了个体的人文个性，甚至覆盖了基于道德建构的价值体系，事实上“读经”本身就带着浓烈的商业味道，又如何能重建道德理念呢？

　　另一方面，在“陌生”人之间，相互的价值中枢是基于货币，以及与货币关联的利益交换，这里几乎没有非物化精神价值的空间。人们并不看重存在的目的，身份、荣誉、人品都建筑在“消费主义”形态下的交换范式中，比如关于做还是不做公务员的考量就是货币化的——没有价格标签的东西是不值得追求的，哪怕价格和价值严重不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才有用货币奖励“精神”（模范？）的思路和举措，道德意指下的评价标准货币化了，这是城市的发明，令人费解吗？

　　当荣誉也以身份、地位，还有金钱来衡量的时候，“读经”之外，乡愁也成了良药，人们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从那些单纯的、现代消费形态尚未成型的文字或画卷中寻找救赎都市社会的方剂，这种浪漫情怀实际上充斥着梦幻的图景。且不说铁板一块、毫无变化的村落自身是否可以延续，昔日的乡村并不美好。

　　都市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处所，客观说正是这些欲望裹挟着发展的轨迹。也许城市并没有错，价值等同于价格的利益交换也没有问题（至少含有公平意味），而是人们把自己的位置设定在错误的地方了：都市如果拥有仰视大人物蔑视小角色的文化，别说“读经”，读什么都不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