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团圆，活着的，逝去的。团圆，传承着的，被改变的。团圆，这是过年最重要的意义。

　　父亲带着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村子边的泥地上，然后站在某处寻思一会儿，毅然在一片麦田里，找定一个点，蹲下身子，点上一支烟插在泥土地里，再烧上一些纸钱，放上一挂鞭炮。简短的祭奠仪式，就此完成。

　　给爷爷奶奶上坟，这是父亲每年年三十的坚持。父亲母亲那样的背影，也印刻成为我对于过年最浓烈的记忆。

　　今年一如往昔，我们完成着这简短的仪式。在回升的气温中，爷爷的“平坟”在返绿的麦苗田里没有任何的标志，如果没有爸爸顽强的记忆，谁也不会知道，哪片巴掌大的土地下，“埋葬”着一个家族近百口人最重要的血脉传承者。

　　爷爷去世得早，连妈妈都没见过爷爷，更别说我了，没有情感的沉淀，小时候我对这件事总是充满抗拒。7、8岁时，觉得大年三十那天就是过年了，按捺不住穿上新衣，却要被“强制”要求回老家上坟，总觉得打搅了一年里最重要的一天美好的氛围。我的反抗，从未成功，总是在父亲绝无回转余地中镇压。年岁渐长，从抗拒到顺从再到习惯，年三十的上坟竟然也未曾间断过。

　　“嗖~”，新开通的高铁列车，在麦地十多米开外的桥上迅疾驶过，一路之隔的老家永清村在拆迁的“传闻”中，已经人心动荡了两年。我知道，村里那片唯一存留的坟地里，18年前去世的奶奶的坟头，迟早会被城市的楼群碾平，到那时，不知道，我对于坐标的记忆是否能像父亲这样顽强地年复一年精准定位。

　　城里的家距离老家其实不算远，也就不到30公里的样子。早年交通不便，骑自行车或者坐公交车，那段路总是倍感漫长。而今开车，不过半小时便能到。30多年来，老屋有雕花的门窗、砖瓦被拆掉了，老村被磨得光滑的石子路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水泥钢筋的一栋栋小楼，但人们的生活方式，却从未改变太多。我总也不明白，70多岁的父亲在这村里不过生活了短短的不到20年，为何在老年后，一度执拗地要回到村里居住生活。

　　直到去年，也是在年三十上坟的那天，当父亲穿过尚未开通的高铁水泥桥墩，找寻爷爷坟地的坐标时，跟在父亲背后，望着这个在家庭中拥有绝对权威地位的男人已经佝偻了的背影，年过30的我，第一次开始理解一个人对于乡土的回归渴望。时光啊，让人宽容，让人理解，让人想要回归。究竟是丢兵弃甲，还是温暖平和，其实已经不再重要。不过，毕竟是回不去了。何况，在剧变的年代里，城市的新区高楼、新厂已经在村子周边环视，哪里还有父亲成长时期的家乡味道？

　　父亲从未告诉过我为什么要在过年那天上坟，直到前几天，听旁人说起才明白我们陕西人的风俗。“年三十那天上坟，意思是请祖宗的魂回家一起过年，到了正月十五再放鞭炮送走，意寓团圆。”

　　团圆，活着的，逝去的。团圆，传承着的，被改变的。团圆，这是过年最重要的意义。